【强烈推荐译言上的一篇翻译文章。这篇文章非常充分地描述了自然状态下未经充分训练的思维习惯，其实即便经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也非常容易犯类似的错误。】
未经训练的头脑
翻译：dd_engi
人们──
1. 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2. 倾向于将自己的偏见和经历强加于具体情况上。
3. 倾向于将特殊事件一般化。
4. 倾向于将自己个人牵扯到对事情的分析中，还倾向于让情绪支配对客观现实的感知。
5. 不是好的倾听者，有选择地听，常常只听到自己想要听的。
6. 热衷于使行为合理化。
7. 常常无法在无关事物中分清相关的部分。
8. 很容易分心，无法专注于手头的问题。
9. 倾向于过度简化。
10. 常常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他们观察到一点点东西，又曲解了自己的观察，最终做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
11. 常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尤其在一般性的讨论中。他们很少先想再说。
12. 很少依据一组固定的标准来做事。他们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再找出随便什么能支持自己观点或行动的理由。
13. 常常言不由衷，辞不达意。
“大部分人都希望面对简单的东西，而不是复杂的东西，希望能让自己的成见得到证实，希望看到自己‘适合于’别人不适用的推论，还需要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某个敌人才行。” J.A.C. Brown 的 Techniques of Persuasion 一书如是说。
“未经训练的头脑常常选择那条阻碍最小的路径。”Robert J. Gula 的 Nonsense 一书如是说。
“逃避挑战的倾向在人类中无所不在，完全可以看作是人的一种天性。但说它是天性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必须的或有益的或无法改变的行为。把大便拉到裤子上，从来不刷牙，这也是天性。但我们教会了自己去做违反天性的事情，直到这种违反天性的行为变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 M. Scott Peck 的 Road Less Traveled 一书如是说。
【此文在译言网站已被删除（原因不清楚），原网址为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03414/101829】
【英文原文“The untrained Mind”：http://ischangepossible.blogspot.com/2007/07/untrained-mind.html】
计划经济的两个遗腹子
刘业进
计划经济在1978年开始受到质疑道最后终止，至少在文件表述上，中央计划经济终止了。但是它留下了几个遗腹子，其中典型的两个遗腹子是“计划生育”和“计划教育”。
计划生育丝毫不避讳自己的计划经济血统，公然号称“计划……”，计划教育含蓄一点，叫做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公办大学。这两个遗腹子的共同特征是，用一个超级理性替代无数个个体、家庭、组织的理性、计划和战略。这个虚拟的超级理性的代表当然是政府，准确的说是政府组织中的代理人。其实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挑战了政府代理人在理性和道德上的不当假设。他们也是经济人，他们的理性也是有限理性。没有超级理性，只有无数理性互动的涌现性后果。
计划生育来自于“强制的诱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计划经济的逻辑。森的研究表明：1979年以来，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目前是1.9，在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是较低的。如低于印度的3.1。然而生育控制政策是有严重代价的。一是自由的丧失；二是对女童致命的忽略；三是强制得到的低生育率并不稳定；最后，来自于强制生育控制的因素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导致自然生育率降低的因素常常得不到区分，因而，全部生育率降低的功劳不适当地全部归功于计划生育，这是不正确的。为了区分来自于强制生育控制带来的生育率的降低与来自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导致人们自愿降低生育率，森找到一个和中国改革初以及自那以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克拉拉邦的例子。克拉拉邦有余中国可比的基本教育、医疗保健等。克拉拉邦没有实施强制控制生育政策，但是它的出生率是千分之18，低于中国的千分之19.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9，克拉拉邦是1.7，“这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森强调道。其实，在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克拉拉邦的出生率3.0，高于中国的2.8；到1991年，克拉拉邦的生育率降到 1.8，中国的是2.0.。克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也低于中国。1000个活产婴儿死亡率，中国的是女33，男28；而克拉拉邦的是女16，男17.森还举了另一个邦泰米尔邦的例子，也是不搞强制生育控制的邦，它的生育率从1979年的3.5下降到1991年的2.2.。森还把自愿控制生育的邦和搞强制计划生育的邦对比，更加证明一个基本道理：自愿生育控制优于强制生育控制。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人的生育权利，实证研究表明，强制生育控制的结果不好于自愿生育控制的结果。生育控制的关键是促进男女平等、妇女自由、妇女教育、妇女就业机会、妇女财产权等。但是我想到的是一国范围内，没有一般人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就谈不上妇女的自由、平等与财产权。
计划教育，我指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包括教育和研究。教育是不能计划的、研究更不能计划。用计划经济的逻辑办教育，就像用计划经济的逻辑搞经济，窒息了经济，也窒息了教育。为什么不能用计划的逻辑办教育？我引述一下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
让我们对知识做一个总的评价，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会在哪里出现，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研究，哪一类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测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未来。
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规划的。新知识是不知道的东西，因而是不能规划。除了保护教育和科学共同体自由探索的权利和空间以外，我们不知道还能对教育和研究做点什么。对，最好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科学家和教育不应该做什么？
如此观之，计划教育乃大谬。计划教育之谬，一是垄断：以义务教育为名垄断教育事务，用公办大学的特权垄断招生和研究资源；二是规划，211，985，863，973，都是教育和研究事务上的荒诞不经之举。经济，不能计划，已成共识，才有1978年以来的改弦更张；教育，不能计划，至今不见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人们不停地询问，为什么中国不出大师，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没有为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做出贡献？很简单，这一切都不是能计划出来的。与前述二者相关，三是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在此不赘述。
计划生育和计划教育，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不成比例。果断放弃掉这两个计划经济的遗腹子，福及当代，福及子孙。
搜重力理论的时候碰到中山大学的《生命科学基础教程》的一个网页，在前言中有一段文字提到：
(四) 理论的形成
假设反复被验证，而且从不被否定，就可称为理论。换句话说，经过大量验证支持的假设就是理论。因此牛顿首先提出的重力理论(theory of gravity)成为了定律。对于科学家来说理论就是科学的坚实基础，都含有特定的科学含义。然而在科学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凡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现在公认的理论将来有新的证据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修正。因此科学家对理论的接受是有条件的。有些理论非常坚实，将来被修正的可能性非常小，例如进化论，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同接受重力理论一样非常自信地接受进化理论，因为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
文中试图阐述科学方法是件好事，但是出了错误。
特别是其中第三句对理论和定律的描述完全错误。该句中说牛顿提出的重力理论成为了定律，这是错误的说法。理论和定律在科学中承担不同的功能。简单地说，定律描述现象，而理论解释现象。理论永远不会成为定律，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转换关系。一个大的理论可以包含一些定律，但是不存在理论变成定律那回事。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引力理论完全是两回事。万有引力定律描述了引力，但是没有解释引力本身是怎么来的。引力本身的机制到底如何，这就是引力理论要处理的问题。
对于定律和理论的混淆非常普遍，但是我以前没在中文世界发现过，所以有点惊奇。西方人对其的混淆可以从不少网页看到，比如：[1]、[2]、[3]。
在我看来，仅下面所列的一处抄袭就可以把汪晖死死地钉上学术界的耻辱柱了，任何狡辩都纯属多余，只会越抹越黑。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第68页)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有人辩称不同时代的学术规范不同，但是任何时代这种原文的照抄都是不允许的。更严重之处在于，上例反映的学风问题远比抄袭严重。
如果是由于记忆的错误导致无意中将对不同的人的评述混淆，虽然也是学风不严谨的表现，对于个别的错误尚可原谅。但是，在上例中，汪晖的原文照抄已经清晰地表明他不是记忆错误，而是故意张冠李戴，这种做法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反抗绝望》这种烂书据说被认为鲁迅研究界的经典之作。汪晖《反抗绝望》一书中的严重的学风问题被指出之后，出现了一帮不知廉耻的东西妄图替他狡辩。真是一幅群丑乱舞的画面。这些充分地说明了国内人文学界整体水平严重低下。